发现艾滋村第一人

    2010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，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桂希恩教授应温家宝总理邀请，一同前往四川凉山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。这是桂希恩与温总理连续4年共同度过世界艾滋病日。

    他是我国第一个发现河南艾滋病村的人，在他的促进下，河南上蔡县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免费接受艾滋病治疗的村子。他今年73岁高龄，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感染科教授，是为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着名专家，2010年11月27日被湖北省政府授予“人民医学家”称号。

    1981年，桂希恩赴美进修时，他的美国老师沉重地告诉了他一个新的发现，人类又有了一种新型传染病---艾滋病，这是一种让人完全丧失免疫力并无法治疗的病。

    当时这种病被认为是通过同性恋传播的，所以他很自信地对他的美国老师说：“在我的有生之年，中国不会有这种传染病，因为中国的传统道德与西方不同。”

    然而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，让坚信中国不会有艾滋病的桂希恩和艾滋病打上了交道。

    1999年6月，一名曾在中南医院进修的河南医生，向桂教授请教他家乡的一种“怪病”，村子里很多得了这种怪病的青壮年，发烧拉肚子，怎么也治不好，并接二连三地死去。迷惑不解的医生向桂希恩请教，希望桂教授帮助他把病因搞清楚。

    这些死去和正在走向死亡的村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都卖过血。

    起初，桂希恩没有想到这是艾滋病，他推测是传染病，因为他听说患病的人大部分是青壮年。几天后，桂希恩第一次来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，看了几个得“怪病”的人，他大吃一惊：这些人的临床表现非常像艾滋病，他们的症状有发烧，有口腔溃疡，有口腔的真菌感染，还有很多人皮肤上出现带状疱疹，有些人长期腹泻，有些人则有淋巴结的肿大，这些都符合艾滋病的症状。

    第一次抽取了11个人的血样，带回来一化验，其中有10人是HIV（艾滋病病毒）携带者。

    这让桂希恩十分吃惊，因为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，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，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——他们的血还给了别人！而且这个村卖血的人很多，可能这个病还不局限于桂希恩发现的这几个。但当时做的是过筛实验，还不能肯定。因为过筛实验是不能确定诊断的，按照法律要求，还要做确诊实验。桂希恩找到做确诊实验的单位，他把口袋里的1600块钱拿出来，做了6个，结果这6个全是阳性。这个结果让桂希恩相信，那10个HIV阳性大概都没有错。

    1999年的中秋，忧心如焚的桂希恩带着3个学生悄悄地走进了文楼村。这次他们抽取了140份血样。结果是：一半以上的人呈阳性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村子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感染上了艾滋病，其中包括儿童。

    艾滋病---这个目前仍被视为人类最可怕的疾病，已在中国的中原地区爆发流行。这是一个让中国人震惊而又痛苦的发现。桂希恩凭着一个医生的良知和责任，发现艾滋病的冰山一角，拉响了艾滋病在中国大地上蔓延的警报。

    在大家还没有充分认识艾滋病，在谈“艾”色变的年代，桂希恩的行为无疑触动了当地一些人，他被认为破坏了当地政府的形象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被宣布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。他们还通过湖北省有关部门找到医院领导，希望劝阻桂希恩不要管别省的事。在得到医院领导的支持后，桂希恩更坚定了前行的脚步。“如果谁都不管，那里状况将会更糟糕！”

    为了他牵挂的病人，为了摸清疫情，发现艾滋病高发村后的四年里，他偷偷地做光明正大的事，总是利用节假日去文楼村调查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。他拿着自己制作的幻灯片，走村串户告诉村民如何预防不被感染，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……更多的时候，他会带上药品，发放给那些已出现症状的病人，以减轻他们的痛苦。艾滋病患者看到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了他们的病来回奔波劳累，一贫如洗的家中又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这位救命恩人，他们只能端碗水给他喝，而这时的桂希恩毫不犹豫地接过水仰脖就喝……

    为了摸清艾滋病疫情，在发现“中国艾滋病第一村”后的近10年间，桂希恩常利用节假日乘长途汽车去文楼村调查，他怕他的学生抽血出现意外感染，他亲自为艾滋病病人抽血检查，自费提供药品，救治危重病人。播放幻灯片，发放药品，碰上生活困难的病人，他还要资助几百元。每次去河南，来往的路费和病人的检查费都是自己掏腰包。

    因为桂希恩通过有限的渠道向外界公开了文楼村的情况，当地政府认为桂希恩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，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，他被宣布为“不受欢迎的人”，每次到文楼村都会受到百般阻拦。

    2001年6月8日，桂希恩独自带着1万多元钱的药品进了文楼村，当地政府闻讯后，派警察前来驱逐。最先听到消息的村民迅速向桂希恩做了通报，并与其他几个老乡一起，把桂希恩藏了起来，半夜又用摩托车把他送到火车站。

    在秘密状态下，桂希恩执著地继续着他不能舍弃的责任和事业，完成了对文楼村疫情的初步调查。1999年10月中旬，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当地政府。10月31日,桂希恩带着他在文楼村的调查报告去了北京,报告被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手中。桂希恩说，他之所以敢给李岚清写信是因为他有数字。

    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详细汇报了疫情的调查结果。李岚清很快做了批示。随后不久，中央派出艾滋病防治工作组来到文楼村，自此，文楼村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。

    温总理是从媒体上看到桂希恩的事迹报道后认识桂希恩的。2004年6月11日，在湖北考察的温家宝总理专程登门看望了桂希恩。一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，温家宝就紧紧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，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。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，你是一位好医生。谢谢！”这样一个大仁大爱的好医生，感动着共和国的总理，也感动着每一个普通的人。

    生活中的桂希恩向人们展示了他的另一个侧面，“简单”一词足以概括。他的家里，只有几样简单的旧家具，最值钱的“家当”是一台25寸的彩电，不但没有任何装修，而且由于是改造后的旧房子，墙上的油漆新旧都不一样。很难想像这里住的是两位知名医学专家（桂希恩的爱人是妇产科教授）。

    在床头柜上有两张照片，一张是桂教授的全家福，照片上面足有近百人，各种肤色的都有。与这张照片并排放着的，是桂希恩与艾滋病患者程金（化名）父子的合影。程金是个普通的艾滋病患者，也是桂希恩的朋友。

    桂希恩教授的母亲是美国人，奶奶是法国人，女儿在美国工作，家里大部分亲戚在国外。他的生活原本应该十分富裕，然而桂希恩的生活与我们的想像相去甚远。由于忙于工作，馒头、方便面是他们夫妻二人的主要食物。每次出差，桂希恩教授都要带上一袋馒头，饿了就啃上几口。别人住宾馆，他总是悄悄溜走，找最便宜的旅馆住，不愿让公家多花一分钱。

    上世纪80年代初，定居于美国的亲戚送给桂希恩教授一台苹果电脑，那时电脑尚是稀罕物，价格昂贵。收到这台电脑，桂希恩把它放在了单位实验室里，供大家使用。科室的两台崭新的电冰箱也是他捐献的，而他自家用的却是一台陈旧的单开门小冰箱。

    桂希恩有一个手机，但号码只有艾滋病患者才知道。记者找他，只能打电话到办公室。他说：“这条热线是专门为那些患者朋友们设立的。”这些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、各个地区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他通信。而每一封信，桂希恩都要亲自回复。

    桂希恩深知，艾滋病患者除了需要药物治疗，更需要精神上的安慰。但一些人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，让桂希恩深感担忧。

    一名村民最早被确认患有艾滋病以后，他到邻居家里坐过的板凳被主人扔掉，村里人见了他就躲。为了让这名病人不再受歧视，桂希恩在村头与病人拍了张握手的照片，摆放在病人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以此告诉村里人，一般的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。

    2001年5月，他将5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——既是为了做一次全面的检查，也是为了寻求公众的理解和帮助。

    不料住院部的床位爆满，于是桂希恩安排他们住进一栋将要拆掉的两层宿舍楼里。此举立即引起周围人们的极度恐慌。面对重重压力，桂希恩只好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自己家中。第一天晚上，他特地从餐馆买来“鱼香肉丝”等3个小菜，桂希恩说，这是他家平时最“奢侈”的一顿晚餐。

    桂希恩教授与这些病人同吃同住，共用卫生间。在桂希恩家并不十分宽敞的三室一厅的房子里，客厅摆着两张床，住着两位女患者，书房里住着程金，他把平时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了另一患者马强（化名）和他的孩子。每天一日三餐，桂希恩与5位病人像一家人一样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桂希恩还不时为他们夹菜，让他们感觉在家里一样。

    每次为病人抽取血样，都是在桂教授家里进行。桂教授说：“在家里抽血是违反规定的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”为艾滋病人抽血是件很危险的工作，一不小心扎在自己手上有被感染的危险，虽然这种概率很低，但桂教授也从不让助手抽血。

    桂教授为他们做了全面检查，为他们制订了治疗方案。他还专门抽出时间，陪他们游览了东湖。4天后，5名艾滋病患者在医院做完全面检查后，离开了武汉。临别前，这几名病人的家庭各自得到了桂希恩资助的400元钱。一位艾滋病人，看到桂教授竟然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，离开武汉前，他将别人捐献给他的一件新衬衣，悄悄压在了桂希恩的枕头下面。

    桂教授说，也许在有生之年他看不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，但他坚信一点：人类一定会战胜艾滋病。